以政务信用建设 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是对我国发展方式、投资理念和方向的认识深化。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投资于物侧重于改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投资于人侧重于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能力，二者紧密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政务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恰恰成为确保这一紧密结合得以实现的关键纽带。　　一、政务失信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障碍　　政策预期不稳影响投资于物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投资于物涉及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园区平台、设备更新等内容，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沉没成本高，对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规则边界的明确性要求较高。如果政府承诺缺乏连续性、执行标准频繁变化，或是配套服务不能及时落地，经营主体就难以对项目周期和投资回报作出准确判断。由此，经营主体的投资决策趋于谨慎，更偏好见效快、风险低的项目，导致地方发展出现“重签约、轻落地”“重建设、轻运营”等现象。即便这类实物投资形成资产积累，也难以持续转化为产业承载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　　信用承诺落空削弱投资于人的信心和动力。投资于人涉及教育培训、健康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由于这类投资的成效通常需要较长周期才能显现，并且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因此更加依赖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可信的承诺保障。同时，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更容易受到个体及组织发展预期的影响。人才学习的主动性、就业留存意愿，家庭增加教育投入的选择，经营主体支持人才发展的取向，都与各方对发展环境的判断密切相关。如果安居保障、科研支持、子女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承诺兑现不足，就会削弱个人对未来发展的预期，降低各类主体持续投入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政务失信阻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衔接转化。物质资本投资要真正产生效益，需要人才、技能、服务和制度环境相配套；人的能力要充分释放，也需要相应的产业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和发展平台作为载体。政务信用不足，会导致项目建设与人才培养、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衔接关系，进而导致项目建成而人才供给不足、设施完善而群众获得感不强、产业集聚而公共服务支撑不到位等问题，其负面效应还会沿着人才链、产业链进一步传导，影响地方发展的整体效能。因此，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把政务信用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通过政府守信增强市场信任、社会信任和发展信心。　　二、政务信用是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关键纽带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将“深化政务信用建设”置于首位，彰显了“政府诚信是第一诚信”的价值理念。政务信用之所以具备全局性意义，在于其能够将政府承诺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预期，将制度安排落地为持续的政策行动，并将分散的资源投入整合为协同治理效能。因此，政务信用的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否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规划转化为实效。　　政务信用为投资于物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是维系经营主体关系、降低交易成本、稳定投资预期的重要基础，生产力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深，越需要以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长期投资和创新活动。政务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稳定的规则、规范的服务和承诺的兑现，为各类主体提供可靠预期。当政府严格履行政策承诺、保持规划连续性，经营主体便能够基于可靠预期制定长期投资战略，将资金持续投向先进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绿色低碳产业等关键领域，并在项目建设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同步加大技术研发、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投入。由此，投资于物能够带动组织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成长，实现“物”的积累与“人”的提升在微观层面的有机统一。　　政务信用为投资于人营造可信赖的发展环境。投资于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成效不仅取决于财政投入和政策供给的规模，更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发展环境的信任。政务信用通过保障公共承诺的连续兑现，推动形成长效机制。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让家庭对子女教育前景形成乐观预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让民众对健康保障建立信心，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持续落实让劳动者对职业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人才政策的连续兑现让经营主体以更低的成本引育用留人才。由此形成的可信赖环境，能够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缓解各类主体进行长期投入的顾虑，激励社会各方更加主动地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政务信用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供统筹机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是简单地增加两类投入，而是要求二者在目标、过程和结果上保持协同一致。它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实现投资结构的优化配置，在中观层面实现产业规划与人才支撑的协同布局，在微观层面实现项目投入与公共服务的配套衔接。要发挥这些方面统筹协调的效能，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履约践诺能力。政务信用建设通过贯通承诺、履约、评价与问责环节，将政府行为纳入可记录、可监督、可追责的制度框架，促使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更加关注“物”与“人”的长期平衡，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结果上更加重视项目建设对人才集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带动作用。因此，政务信用建设有助于推动资源配置从单纯追求项目规模和投资强度，转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民生改善和人的能力提升，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供持久动力。　　三、深化政务信用建设，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应通过政务信用建设，将政府承诺、资源配置及服务保障纳入可预期、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框架。将承诺审查、履约管理、信用评价、失信惩戒、信用修复等机制，贯穿于投资决策、项目推进、服务保障、绩效评估的全过程，确保对“物”的投资更有效地承载“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为“物”的投资提供持续支撑。　　通过健全履约机制巩固信用根基，促使政策预期从“变量”转化为“常量”。政务信用建设的关键在于将政府承诺纳入规范化的闭环管理体系。一是要严把承诺形成关。针对招商引资、产业扶持、项目建设、服务配套等事项，应在承诺作出前进行合法性和可行性审查，对于具备实施条件的事项，应明确责任主体、适用对象、兑现条件、执行标准和完成时限；对于暂不具备实施条件的事项，应审慎承诺并充分说明，避免形成不切实际的社会预期。二是要强化承诺履行监督。对已确定的承诺事项建立统一台账，逐项记录责任单位、办理流程、节点进展和完成状态；针对周期长、跨部门协作多、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还需要加强跨部门跟踪督办，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衔接、资金拨付、要素保障、手续办理等问题，防止小问题演变为大风险。三是要规范承诺调整程序。若因规划调整、客观条件变化或公共利益需要等因素导致无法按原承诺履行，应依法依规履行告知、协商、补偿等程序，以维护各类主体的利益。四是要压实评价与问责机制。将政务诚信评价、失信行为认定、信用修复及责任追究机制贯通衔接，使履约践诺成为政府决策与行政执行的刚性约束。　　通过信用约束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推动资源配置从“重物轻人”转向“物人并重”。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仅要关注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还需要及时检验政府承诺的兑现情况、项目安排是否兼顾人的发展以及公共服务是否同步跟进。一是完善面向“物人协同”的政务信用评价体系。针对重点产业项目，在立项论证、方案设计与资金安排过程中，同步明确就业吸纳、技能培训、人才供给、公共服务承载等承诺事项。通过调整评价内容，引导地方政府从“比拼项目、扩容投资”转向“强化功能、促进融合”。二是强化评价结果在资源配置中的实际应用。对政务信用水平较高、项目综合效益显著、物人协同成效突出的地区与部门，应在重大项目布局、资金分配、要素保障及改革试点中予以倾斜支持；对评价结果不佳、项目建设与人的发展需求脱节的地区与部门，则应适度压缩低效投资安排，审慎新增政策承诺，并加强整改督导。三是构建纠治“重物轻人”倾向的长效机制。针对长期存在公共服务配套滞后、人才支撑不足、就业带动乏力、项目运营低效等问题的投资事项，应及时实施信用风险预警与绩效复核，推动地方政府对项目功能、服务供给及后续运营进行重新评估。对因决策失当、责任缺失导致资源闲置或损害群众利益的，应依据法律法规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并推进责任追究。　　以信用赋能营造融合生态，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从“并行推进”走向“协同共振”。政务信用建设需要深入招商引资、人才服务、园区建设、社区治理等具体应用场景，营造经营主体、人才与公众可切身感知的发展环境。一是在招商引资场景中，应着重强调“承诺可兑现”。地方竞争的核心应从单纯比较优惠政策转向综合评估履约能力、服务质量与信用环境。针对拟引进项目，需要围绕产业需求、用工服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公共服务等方面，制定可量化、可核验的责任清单，并将承诺履行情况纳入政务信用记录。二是在人才服务场景中，应突出“服务可预期”。围绕人才的引进、留存与发展，在安居保障、科研支持、子女教育、医疗服务、职称评审及创业扶持等方面，建立政策清单、办理清单与兑现清单，确保政策条件明确、办理流程透明、办理进度可追踪、办理结果可评估。同时，对拖延办理、选择性兑现或变相提高门槛等行为实施信用监督，以降低人才发展的不确定性。三是在园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场景中，应强调“履约可评价”。统筹规划产业空间、创新空间与生活空间建设，针对实训基地、公共技术平台、人才公寓、公共交通、生活服务及文化设施等项目，明确建设、运营、维护与服务承诺，并将社会公众评价与经营主体评价纳入政务信用反馈机制，促使政府及时调整与完善。通过场景化的信用应用，促使产业项目、物质空间、公共服务及人的发展协同推进、相互支撑、共同提升。　　投资于物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投资于人激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政务信用建设则为二者紧密结合提供了制度通道。通过履约践诺稳定预期、信用评价优化资源配置、场景应用强化服务效能，政务信用能够将分散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人才培养及公共服务整合为连续的治理链条，使对“物”的投资不再局限于硬件设施的扩张，而是更有效地转化为就业机会、服务能力与发展空间；使对“人”的投资不再停留于单项政策供给，而是更深入地嵌入项目运营、产业升级及城市发展的全过程，不断释放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互促共进的叠加效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持久的内生动力。　　作者：刘银喜 贾道晗，分别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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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厚植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创新与人才的内在关系，指明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人才引领驱动”战略布局，以人才赋能创新发展、助力高质量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核心动力。放眼实践，过往的探索历程充分印证：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突破，资金投入固然重要，人才支撑更是根本关键。立足新阶段，亟须健全适配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人才发展体系，加快推动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向优质人才资源转化，以人才红利接续替代人口红利，持续塑造国际人才竞争新优势。　　投资于人不仅在于提升人的教育、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更在于通过提升各类人才技术技能水平，改善人才生活和工作条件；通过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机制、改革相关评价机制、提高科研人员薪资待遇和科研支持，赋能和激发其创新潜力；此外，还要围绕助力人才长期潜心钻研构建宽容创新失败的政策环境。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全国一体化人才服务体系，整合人才服务机构和网络窗口，推进人才就业、入户、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人才公共服务产品系统整合，打造系统性全链条政策集成平台和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探索构建专业技术人才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人才服务应用水平。例如，在北京，当地国资部门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给予工资总额特殊事项支持，累计超20亿元，直接向关键岗位、优秀人才倾斜，大幅提升了人才的获得感。　　围绕构建人才引领驱动战略布局，推动投资于人，应解决好资助“人”与资助“事”的关系，大力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深入落实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继续教育，构建多元化智能化个性化全域终身自主学习体系。例如，今年以来，安徽推出高层次科技团队创新创业项目、吉林持续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实训基地、山东聚焦“科产融合”制定2026共同行动方案……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聚焦投资于人，促进人才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同时，将更多注意力、精力投入人才制度建设，形成支持人才“原创”的战略耐心。围绕打造国际一流战略人才力量，进一步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收入分配与支持激励相关制度；构建敢于走入科技前沿和宽容创新失败的制度体系；改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机制，显著提升青年科技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工作生活待遇。例如，在复旦大学某研究院，10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让科研人员卸下短期考核包袱，心无旁骛勇闯科学“无人区”；在北京中关村，“高校实验室联动—雏形项目培育—早期孵化—加速成长”的全周期生态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从0到1”“从1到N”的持续成长。　　围绕培育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后备军，还应大力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持续增加博士后科学基金投入，优化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布局，稳步扩大博士后招收规模，积极支持博士后参与国家重点科技专项等。建设更多国家工程师创新实践基地，加大对工程师从业阶段开发培训的补贴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科研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高水平工程师。　　此外，强化企业人才开发使用主体的角色地位，通过完善调整政策推动企业增加人才发展投入，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使用比例，提高企业在新工科高校人才培养和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中的话语权，发挥和提升科技企业作为高水平人才集聚载体功能作用，推动龙头企业打造世界、产业一流人才集聚中心。　　（作者：孙锐，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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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公共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在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便利群众办事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面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资源供给、应用创新等方面，“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要素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进行系统部署。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公共数据有哪些特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吴沈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数据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资源的总称。其涉及主体范围广泛，既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也包括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企业等组织。涵盖数据类型丰富，既包括在开展行政管理、执行公共政策等依法履职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也包括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形成的数据。 　　公共数据资源有如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可信权威，公共数据大多来源于政府或权威机构，基于严谨的统计方法和科学手段获得，数据质量较好，具备更高可信度和权威性。二是规模庞大，公共数据涉及政务、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从宏观运行指标到微观个体记录，能全面反映特定业务乃至相关领域整体运行状况。三是动态更新，公共数据往往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通过各类型的数据平台或接口，不同主体可以方便地访问和交换部分开放、共享数据，及时掌握社会发展或相关业务活动的实时变化情况。 　　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对更好发挥公共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强调，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强化统筹授权使用和管理，推进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孤岛”。2024年，《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到2030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则更加成熟，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全面建成，数据流通使用合规高效，公共数据在赋能实体经济、扩大消费需求、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治理能力中的要素作用充分发挥。 　　构建开放、协同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生态系统，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方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能够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集约型发展。公共数据可赋能金融、医疗、交通、制造、农业等具体行业领域，提高相关产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凭借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实体企业可以识别资源利用中的低效环节，减少生产浪费，更为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运营成本。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还能帮助企业了解产业链上下游动态，促进协同合作，优化产业链布局。特别是在智能制造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公共数据的应用不仅促进了产业创新，还增强了市场预测能力和决策支持能力，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数据为各类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源，科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可以通过挖掘和处理这些数据，研发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 　　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数据的全面性和实时性为智能化管理提供有效支撑，有助于动态调整公共服务，降低公共服务综合成本，提高服务效能，促进跨部门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构建高效、透明、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例如，在环境治理中，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污染源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在交通管理中，通过公共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优化调整流量和流向，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在社会安全保障方面，公共数据共享和协同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更加精确的预警机制和资源配置方案。 　　基于上述特点和价值，我国公共数据的实践领域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深化。从金融科技到智慧城市，从医疗健康到环境保护，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行业覆盖范围快速扩展，如基于信用数据开发普惠金融产品、基于交通数据打造智能驾驶系统。公共数据应用场景日益多样和深入，由单一场景走向多场景融合，如将交通、能源、人口和财税等多领域数据进行整合，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应用水平随着技术手段创新不断提升，由简单的统计分析走向复杂的数据建模和预测分析，如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商品货物流量、预测市场供需变化、形成精准的政企决策等。 　　多种形式扩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 　　公共数据资源供给的主要方式有哪些？我国在扩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方面取得哪些成效？ 　　孟庆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供得出”是公共数据资源价值释放的先决条件。《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明确了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种公共数据的供给和开发利用方式，这既对前期公共数据治理与应用情况的总结归纳，也为下一步公共数据资源价值释放指明了方向。 　　政务数据共享是做好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党和国家围绕政务数据共享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完善了政务数据体系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和应用工作。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工作组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枢纽接入53个国家部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据，挂接资源达2.06万个，累计调用5361.35亿次服务。“横向贯通、纵向联动”的共享体系基本构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有效支撑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逐步向标准化服务发展，电子证照、身份识别等已实现数据全国协同。 　　公共数据开放是保障公民和经营主体获取公共数据资源的重要途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示，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地方省级政府开放数据量同比增长16%、18.5%，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加深融合应用，平台企业、数据分析企业对公共数据需求高涨，18.6%的平台企业和51%的中央企业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应用到政府开放数据。截至2024年7月，我国已有243个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上线数据开放平台，全国公共数据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不少地方和部门开展了积极探索。例如，北京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MaaS平台），向高德、百度、美团、滴滴等企业开放政府掌握的公共交通数据，由企业与自有数据进行融合，为市民提供包括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网约车、航空、铁路、长途大巴、自驾等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出行服务。目前已整合接入地铁、公交、铁路、民航等19个领域1万余项数据资源，常态化向33个外部单位提供数据服务。其提供的实时公交查询服务覆盖1258条示范线路，包括公交到站时间、到站距离和车厢拥挤度查询等，通过高德、百度等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供上千万用户使用。 　　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新模式。通过引入社会力量作为运营机构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产品经营和技术服务，从而扩大公共数据资源的社会化供给规模，帮助数据企业解决公共数据的获取问题，为数据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探索正处于起步阶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以及北京、浙江、上海、重庆等10余个地区率先开始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当前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主要通过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政企合作等方式创新公共数据价值释放路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要体现为整体授权、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三种模式。例如，金保信社保卡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的建设、运维、运营和提供用户服务，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有效合规使用与开发利用，面向普惠金融、保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数据模型、核验评分等方式提供50余项数据服务产品。北京以场景为牵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公共数据专区运营模式，其中“金融专区”具有较强代表性，利用公共数据研发各类金融产品，为广大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查询、准入分析、风险洞察、企业守信分析等服务，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海南省打造具有“前店后厂”特征的数据产品超市模式。山东省青岛市着力构建数商生态，以公共数据运营撬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总的来看，我国正在通过共享、开放、授权运营等不同形式，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持续注入动力。同时，系统建设分散、数据权责不明、制度规则尚不完善、收益机制不健全、安全边界不清晰等问题，依然制约着公共数据资源的广泛、高效供给。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这一新型供给方式的提出和明确，将有助于减轻政府开展公共数据清洗加工的负担，提升供给动力、提高供给效率，更好地兼顾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活动中的发展与安全问题，从而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资源价值。 　　重点领域应用场景形成示范效应 　　各地区、重点行业在创新公共数据应用场景、丰富数据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实践？ 　　吴志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软件与集成电路评测中心副主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提出，丰富数据应用场景。国家数据局启动“国家数据局重点联系示范场景”建设任务，旨在推动供需对接、部省协同，培育形成一批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应用成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开发利用模式。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实践，在交通物流、卫星遥感、低空经济、智能汽车、气象服务、医疗健康、绿色低碳、文化旅游、社会信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推出新场景、新应用，形成多维度的示范效应。 　　一是形成需求驱动的数据产品或服务示范效应。各地区、各部门应用场景建设百花齐放，聚焦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形成高价值数据集、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在医药健康领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建立药品监管行业数据运营机制，打造高质量药品监管数据集，推动药品监管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应用，开发形成助企信息录入、资质审核、风险监测等数据产品和服务。多地卫健委、医保局破除医疗健康“数据孤岛”禁锢，在药械研发、临床试验、药品监管、医保反欺诈等方面实现场景创新，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升级以及医保管理服务改革。在外贸融资领域，海关总署针对数据供给不足影响外贸企业高效便捷融资问题，通过构建融合“单一窗口”等多源数据的大数据模型，提供面向外贸企业的授信额度精准分析和融资测额服务，提高外贸企业融资效率，满足中小外贸企业融资便利化需求。 　　二是形成数据资源协同开发利用示范效应。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统筹协调数据资源是激发供数动力、释放用数活力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破解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供需对接不畅问题的关键。在遥感卫星领域，农业农村部联合黑龙江省数据局、农业农村厅深化卫星遥感数据与农业生产的融合应用，进行作物长势监测和种植类型识别，形成以作物长势、种植结构与土壤肥力为基础的处方图，并建立基于卫星遥感技术的精准巡田和处方图生成的技术体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针对卫星数据资源分散影响灾害观测响应效率问题，通过统筹调度民商卫星数据资源，提升灾害观测及预警能力，助力重大突发应急事件防灾减灾工作。在文旅领域，文化和旅游部通过联合福建省数据管理局、文旅厅和重庆市文旅委，整合汇聚多部门人群身份数据，推出景区优待人群身份核验服务，实现试点地区“免证购票、免证入园”。到2025年底，将实现超过300家大中型景区满足至少3类特殊优待人群的自动化验证入园，累计惠及优待人群超过1000万人次。 　　三是形成数据资源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效应。国家数据局多个重点联系示范场景具有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突破的典型特征。在低空经济领域，中国气象局组织多地气象部门构建精密的低空气象监测网络，强化低空气象数据采集和分析，结合各类低空飞行器的运行服务场景，研发低空气象预报技术和气象保障服务产品，为航线规划、航班起降、安全飞行等提供精细化数据服务。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针对数据跨部门调度不畅等问题，通过打造低空物流配送、城市低空交通、无人机安全巡检等创新场景，实现跨部门数据汇聚、融合、共享，赋能多领域“低空+”行业创新，护航低空经济发展。在智能汽车领域，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数据集，赋能电池健康评估、汽车核保定价、充换电站选址、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等多个场景，为新能源汽车能效优化、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能力提升提供数据支撑。 　　打造可信数据空间保障安全高效流通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董学耕（原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公共数据绝大多数是有条件共享数据，都涉及数据主体即数据的关联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可能包含个人隐私、法人或组织商业秘密，需要在数据主体知情、同意下进行各种数据处理以及开发利用。 　　为强化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数据提供者和处理者应满足“数据不出域”的要求，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数据分散在各部门和各单位，彼此隔绝。数据分割、不能流动，自然难以被开发利用。 　　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扩大安全域。依托政府建立扩大的安全域、可信域，形成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一整套数据基础设施，让公共机构的数据以及社会各方面持有和处理数据的单位，在扩大的安全可信边界内共享、开发数据，让数据可信地流通起来。这就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由公共数据管理机构授权运营机构建设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基础设施，确保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同时支撑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对个人而言，其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应用场景，在这些场景中，“让数据多跑路”，个人轻点鼠标或者划划手指就可以便捷地解决问题。这种面向应用场景的数据应用就是一个个数据产品，建设安全数据基础设施的目的是让数据产品开发者能够利用其中流动的数据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数据产品，便于公众使用，解决生活、工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要达到的效果，数据流通使用合规高效，支撑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产品经营和技术服务，促进数据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公共数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就是鼓励各地、各行业加快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海南作为全国8个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省之一，以“政府+市场”方式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设海南数据产品超市，打造集数据产品开发生产、安全使用和流通交易于一体的公共可信数据空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数据价值化模式。海南数据产品超市等数据基础设施，可让了解用户需求的数据产品开发者能够方便地处理扩大的安全域里各类数据，并开发出契合公众需求的数据产品。海南基于政务数据基础设施，增加运营平台，构成一体化可信数据空间，进而构建整体性数据基础设施，“请进来”千千万万数据处理者，让其能够直接处理原始数据、源头数据，从而实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赋能千行百业。此外，海南出台《海南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实现了政务信息化模式从“搞项目”到“谋场景”、从“建系统”到“买服务”的转变。党政机关在数据产品超市上发布需求场景，数据产品开发者依托一体化可信数据空间开发相关数据产品，党政机关可以直接试用，看到真实成效，并按照规范的采购流程，先试用后采购，让信息化需求得到快速响应、满足以及迭代升级。 　　关于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建立“秒审”机制。有条件共享、开放的公共数据，即涉及个人隐私、法人或组织商业秘密等需要安全保护的数据，过去需要公共机构审核，耗时较长且较难通过，结果往往是由于过分的安全顾虑影响数据开放利用。如果将审核方式变成机器自动识别，只要满足条件就自动审核通过，即由公共机构审核变成个人、法人或组织对涉及自己隐私或商业秘密的数据进行自决，在数据产品使用环节，只要自己授权数据可以使用，就能通过智能合约直接完成审核，就可能实现数据瞬间共享、集成到数据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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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国未来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作了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发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参与，增强养老服务产业的市场活力，形成对政府主导养老服务事业的有效补充和相互促进，对于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加快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不断提高，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加快形成。进一步优化完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一方面，可以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并通过财税支持、投融资支持、土地支持等优惠政策，鼓励国有资本、外商投资、民间资本等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养老服务市场，运用公建民营、政府购买等多种模式，坚持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市场；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法规体系、行业标准体系、机构信用体系的建设，通过制定养老服务产业管理和服务的标准，落实养老机构综合评估和报告制度，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和服务业发展的不断成熟，养老服务也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仅是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公共服务事业，也是蕴含巨大发展潜能的养老产业，可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主导的养老事业是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目标在于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以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养老产业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若能充分发挥其市场配置效应，不仅可以精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从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健康科学等方面促进老年消费的深度培育和挖掘，还能从供给侧推动养老模式创新，加快新技术在智能养老服务中的应用，吸引人才、资源等要素流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广大老年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更进一步说，养老服务产业的市场繁荣有利于推动整个银发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促进产业链延伸，带动老年用品研发制造、养老地产、康养旅居、健康管理等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使养老新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养老服务产业中得到应用与发展，智能养老服务和产品推动养老服务产业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养老服务的消费群体将不断扩大，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养老服务产业迎来重要的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供需结构不平衡、投资回报周期长、专业人才欠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效需求不足等方面的挑战。 　　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的需求规模将持续扩张，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将继续提高，有必要从供给端作出积极回应，以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基本思路，坚持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责边界，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与效率提升。其次，要推动产业融合，继续促进养老服务产业与医疗、康复、护理、家政、旅游、文化、体育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成本，以集群化发展整合资源，依靠品牌化提升市场竞争力。再次，鼓励新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创新，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产业规划、金融支持等方式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的开发，鼓励科技企业与养老服务的跨行业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探索，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的养老需求。最后，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可通过改善养老消费环境，优化养老消费设施布局，加强养老服务和老年产品的质量监管，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丰富养老服务和产品种类，从而提高老年人消费积极性，培育激活养老需求。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只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打开新局面，真正满足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杨舸，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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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活水”激发小微企业活力

企业发展，少不了贷款。可贷款从哪里来？可以从“数”中来。 　　前不久，重庆缙云山脚下的一家农产品公司，因采购商的预付款机制，导致自身现金流被挤压，愁坏了负责人黄道宽。为难之时，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发挥了作用。根据企业涉税数据等信息，金融监管部门可筛选出有合理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清单，银行再结合自己的调研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满足条件的黄道宽，拿到了200万元信用贷款，公司又接了几单新合同。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支持小微企业爬坡过坎、创新发展，金融服务不可或缺。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0万亿元，同比增长12.3%，信用贷款占比近三成。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建立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从供需两端发力打通小微企业融资“中梗阻”，作用和成效显著。截至7月末，各地依托该机制累计走访小微经营主体近9800万户，目前发放贷款达22万亿元。 　　融资堵点、发展痛点就是政策发力点。小微经营主体贷款难在哪？银企信息不对称，沟通、尽调成本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参差不齐，缺资产抵押，贷款风险高……畅通银企对接的“高速路”，必须探出新策、拿出实招。 　　融资融资，一个“融”字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搭建沟通“连心桥”，做到心相融。一方面，不少小微企业经营者渴望获得安全、便捷的贷款产品；另一方面，银行也希望获得安全、可持续的用户。搭建银企互信的平台，协调工作机制十分重要。在福建、重庆等地，街道、社区网格员和银行员工一同进园区、访企业，银企双方都更容易打消顾虑。进一步畅通渠道、完善机制，确保银企形成良性互动，金融服务就能更精准。 　　提升融资服务的可得性和精准性，数字技术是填平“信息鸿沟”的好工具。如今积极发展数字金融，就是要连通“数据孤岛”，实现银企双赢。调研时，不少银行客户经理说，最开始接到“推荐清单”时，以为是“摊派任务”。一走访才发现，清单上的企业确实有发展前景、有资金需求，服务效率大幅提升。现实情况在变，企业需求在变，利用新技术更好满足客户的多样化、动态化需求，金融业才能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进一步讲，每一笔融资业务的背后，都有高质量发展的挖潜空间。比如，一家砂石开采企业曾受到行政处罚，这个“污点”影响了后续经营。当地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专班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辅导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企业得以轻装再出发。再如，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贷款到期“过桥”难题，浙江、山东等地将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嵌入协调工作机制，企业得以减负。进一步加强支撑保障，做好更有力度、温度的金融服务，不断为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贡献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金融“活水”才能更好浇灌高质量发展沃土。 　　金融活则经济活，好政策要重落实。加强央地协同、用好数据手段、各领域汇聚合力，定能更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助力越来越多小微企业在创新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作者屈信明为本报经济社会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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