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厚植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创新与人才的内在关系，指明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人才引领驱动”战略布局，以人才赋能创新发展、助力高质量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核心动力。放眼实践，过往的探索历程充分印证：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突破，资金投入固然重要，人才支撑更是根本关键。立足新阶段，亟须健全适配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人才发展体系，加快推动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向优质人才资源转化，以人才红利接续替代人口红利，持续塑造国际人才竞争新优势。　　投资于人不仅在于提升人的教育、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更在于通过提升各类人才技术技能水平，改善人才生活和工作条件；通过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机制、改革相关评价机制、提高科研人员薪资待遇和科研支持，赋能和激发其创新潜力；此外，还要围绕助力人才长期潜心钻研构建宽容创新失败的政策环境。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全国一体化人才服务体系，整合人才服务机构和网络窗口，推进人才就业、入户、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人才公共服务产品系统整合，打造系统性全链条政策集成平台和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探索构建专业技术人才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人才服务应用水平。例如，在北京，当地国资部门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给予工资总额特殊事项支持，累计超20亿元，直接向关键岗位、优秀人才倾斜，大幅提升了人才的获得感。　　围绕构建人才引领驱动战略布局，推动投资于人，应解决好资助“人”与资助“事”的关系，大力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深入落实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继续教育，构建多元化智能化个性化全域终身自主学习体系。例如，今年以来，安徽推出高层次科技团队创新创业项目、吉林持续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实训基地、山东聚焦“科产融合”制定2026共同行动方案……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聚焦投资于人，促进人才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同时，将更多注意力、精力投入人才制度建设，形成支持人才“原创”的战略耐心。围绕打造国际一流战略人才力量，进一步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收入分配与支持激励相关制度；构建敢于走入科技前沿和宽容创新失败的制度体系；改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机制，显著提升青年科技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工作生活待遇。例如，在复旦大学某研究院，10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让科研人员卸下短期考核包袱，心无旁骛勇闯科学“无人区”；在北京中关村，“高校实验室联动—雏形项目培育—早期孵化—加速成长”的全周期生态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从0到1”“从1到N”的持续成长。　　围绕培育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后备军，还应大力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持续增加博士后科学基金投入，优化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布局，稳步扩大博士后招收规模，积极支持博士后参与国家重点科技专项等。建设更多国家工程师创新实践基地，加大对工程师从业阶段开发培训的补贴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科研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高水平工程师。　　此外，强化企业人才开发使用主体的角色地位，通过完善调整政策推动企业增加人才发展投入，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使用比例，提高企业在新工科高校人才培养和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中的话语权，发挥和提升科技企业作为高水平人才集聚载体功能作用，推动龙头企业打造世界、产业一流人才集聚中心。　　（作者：孙锐，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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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数据价值释放空间

弯肘、抬臂、向前抓取，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同步给人形机器人；完整记录动作执行过程中各关节的电流、角度、力矩等信息并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前不久，由这些数据形成的数据集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交易，这是该领域全国首笔交易。　　今天，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经过分析、加工、流通、利用，数据就有可能从虚拟的比特变为现实生产力。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基石。过去，行业依赖自研数据，大多各自为战。如今，数据集市场化交易迈出关键一步，意味着具身智能产业正加快走向成熟。　　谁能用好数据资源，谁就掌握了更大的发展主动。从自动驾驶的路况感知，到工业制造的质量检测，再到金融风控的信用评估，数据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数据要素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值得注意的是，加快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并非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市场与技术的耦合问题。　　树立系统思维，才能让海量数据变得既可信又可用。比如，从“数字交管”到“数字道路”再到数字城市建设，以数据可视化助力管理高效化；再如，湖南建设“湘信贷”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将信用与应用结合，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提升数据标准化程度，实现数据跨主体、跨领域、跨层级的可信交互与价值协同，有助于减少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等环节中的重复适配成本。　　必须看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治理规则是“平整土地”，那么开发完善数据产品就是在这条数字大道上奔跑驰骋。推进市场建设，打通供需堵点，完善治理规则，促进场景应用，才能促进数据价值充分释放、要素市场良性循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我国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显著的场景优势。进一步加快数据产品化步伐，拓宽数据价值释放空间，必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筑牢竞争优势、赢得发展先机。　　（作者：姜程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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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赋能新业态新领域——以养老服务业为例看苏南重点城...

国务院近期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在全国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其中，《苏南重点城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试点范围包括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全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但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土地、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保障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比还有差距。试点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等地区部署深化养老领域改革，支持加快完善养老领域等要素供给体系，从土地规划、适老化改造、服务标准、护理人员培养等方面做好要素保障，打破要素供给堵点和卡点，为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撑，不断探索好经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在介绍全国部分地区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关情况时指出。　　在传统要素领域改革之外，《方案》还在“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部分，专门提出“强化新业态新领域和服务业要素保障”，明确“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型能源等新业态新领域，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并特别强调“以养老为重点深化服务业领域改革，研究推动商业医疗补充保险政策落地，加强要素综合配置保障”。　　在此背景下，为深入理解《方案》上述部署安排背后的深远考量、信用体系建设在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重要问题，本网特邀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方显仓教授解读阐述信用如何赋能新业态新领域发展，以及在养老服务等民生领域的创新实践。　　深远考量：培育新质生产力与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宏网：我们注意到，《方案》在传统要素领域改革之外，也对新业态新领域以及养老服务业作出了专门部署。您认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方显仓：这一部署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具体而言：　　首先，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需要。作为经济先发区域，相关试点地区正面临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增长模式边际效益递减，须通过培育新业态新领域来保持新动能的竞争优势。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健康、新型能源等领域都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表现，这些领域高度依赖技术、数据、知识等新型要素。《方案》部署“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正是要通过制度创新，确保人才、资金、数据等先进要素能够顺畅地流向这些新兴产业。　　其次，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变化、补足民生短板、创造新增长点的需要。人口老龄化阶段需要消费升级，养老服务业既是当下的民生短板，也是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以养老为重点深化服务业改革，具有双重价值：　　一是经济价值。养老服务业作为新增长点，需要土地（养老设施建设）、资本（养老产业投资）、人才（专业护理）、技术（智慧养老）、数据（健康管理）等要素的协同支持。《方案》的部署旨在疏通这些要素向服务业配置的渠道。　　二是社会价值。通过强化市场化机制，增加高质量、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第三，这是实现要素协同配置、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需要。新型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不同要素间的组合效率，养老服务业等新业态是跨领域、多要素融合的典型。比如，“智慧养老”就是数据要素（健康监测数据）、技术要素（人工智能、物联网）与服务要素（护理服务）的深度融合。《方案》专门设立“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章节，强调“强化新业态新领域和服务业要素保障”，正是认识到单一要素已不足以支撑新业态和技术创新，必须通过系统性、集成性的改革，促进各类要素在产业间、区域间高效流动和优化组合，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　　信用实践：三个领域的创新探索　　中宏网：您能否分享一些信用在这些新业态新领域发挥作用的案例？　　方显仓：那我从三个方面来举例谈谈信用可以如何赋能新业态新领域。　　案例1：信用赋能科技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依据《方案》第一条中的“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第十五条中“充分发挥征信平台、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作用，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用信息共享整合”。江苏省及各地市已建立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就是典型实践。　　平台可通过大数据技术，整合工商、税务、社保、水电煤、知识产权等涉企信用信息，形成企业信用画像。科技型中小企业只需在平台提交融资需求，系统会自动匹配并推荐给合适的银行。大大提高了银行贷前审查的效率和精度。一些地区已经建立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就是典型实践。　　案例2：信用助力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通　　在数据交易中，信用是确保数据来源合法、数据交易合规、数据使用规范的核心。依据《方案》第十二条“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应用”，第十三条“支持培育数据市场。探索数据要素确权、赋权以及市场化定价方式，促进数据服务贸易。加强区域大数据产业合作，培育一批数据经纪商、数据服务商，加快试点地区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数据交易平台可引入企业信用评级机制和数据商白名单制度，对数据提供方和数据经纪商进行严格的信用认证，评估其数据合规管理能力。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其数据产品更容易被市场接受。同时，对数据交易过程中的违约、滥用等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　　案例3：信用优化政府采购与养老服务监管，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方案》第二十一条提出“以养老为重点深化服务业领域改革，研究推动商业医疗补充保险政策落地，加强要素综合配置保障。”这为在养老服务等民生领域强化信用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智慧城市项目）等领域有案例表现。比如建立供应商信用档案。在政府采购、PPP项目招投标中，将企业的纳税、社保缴纳、合同履行、工程质量等历史信用记录作为重要考察因素。对于信用记录优良的养老服务机构或科技企业，在入围资格、评审得分上给予倾斜；同时对项目执行中存在不良行为的进行征信减分、公示，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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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建设，使中华传统美德接续传承，使公民道德有效养成，特别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就必须全面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的核心内涵及其深刻关联，进而深入探究二者彼此融合的体制机制问题。 　　中华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的核心内涵及其内在关联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它凝聚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共存共荣的黏合剂。对中华传统美德予以深刻总结，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伦理文化的关键一环。在中华民族道德发展史上，孔子曾经建构起以智、仁、勇三达德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提出了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惠、敏、温、良、俭、让等一系列道德条目。孟子则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扩展出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仁妇顺、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理论。春秋战国之后，人们通常把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道德条目视作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上述中华传统美德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基本道德遵循。 　　在“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视作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社会公德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其根本目的是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职业道德包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等，它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家庭美德包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等，它鼓励人们在家庭生活里做一个好成员。个人品德包括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等，它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养成好品行。上述道德条目充分反映了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必须遵守的基本社会规范，它对不断提升现代公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造就时代新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而逐步生成的一种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它在本质上同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相互贯通，它与公民道德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之间具有极大融通性。从这种意义上讲，要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沃土，才能使公民道德的生成发展根深叶茂，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的卓越贡献。 　　在强化法治保障机制中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从这种意义上讲，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力争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每一个环节，全面体现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有机结合。在立法领域，要及时把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民群众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中华传统美德内容和现代公民道德要求转化为当代的法律规范，特别是大力推动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老爱亲、保护生态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在执法领域，加大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善于运用法治的力量维护和发挥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公民道德凝聚民心的作用。在司法领域，大力发挥司法裁决在惩恶扬善、定分止争中的作用，通过定期发布道德领域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司法案例，让人们感受到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公民道德在维护国家公平正义中的关键作用。在守法领域，大力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鼓励其坚守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公民道德的底线要求，不断形成全社会讲法治、重道德的文化氛围，营造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建设现代公民道德的良好环境。 　　为此，笔者仅以立法领域的社会诚信建设为例予以简要分析，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来都是从天道之诚推演出人道之信，认为诚是信的内在根基，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并形成了族训家规的信义文化、民俗乡约的信誉规诫、以信取利的商规行约、惩伪治诈的律令典章等。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如何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其与当代中国的信用法律制度、信用服务制度、信用监管制度、信用教育制度相互融通，无疑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深度融合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规定，严重失信人员在一段时间内禁止乘坐高铁和飞机、禁止贷款和从事相关商业活动等，直到其消除失信行为的影响为止。作为中国传统诚信道德与现代信用制度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古今结合与德法共治的实践路径，无疑值得大力提倡和不断完善。 　　在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中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紧密结合 　　党和政府制定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同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密切相关，直接涉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同时它的实践效果又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时，既要充分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要求，又要真正符合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的价值期待，同时不断强化对公共政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的评估，及时纠正同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公民道德要求相背离的突出问题，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的有机统一，有效促进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落地生根。特别是党和政府在制定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和具体改革措施过程中，涉及就业、住房、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问题时，能够妥善处理好与之相关的各种利益关系，真正体现出中华传统美德中见利思义、现代公民道德中办事公道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公正的各种道德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公共政策都会涉及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各个主体之间有时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加之各个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也比较容易造成各种“非对称性风险”，其中就包括道德风险。因此，公共政策道德风险评估应贯穿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建设现代公民道德的有机统一，从而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发挥社会规范引导约束作用中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彼此融合 　　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是调节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关系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各行各业坚持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不断健全自身的规章制度，包括修订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具有针对性的行业规范不断涌现，特别是各类群众性组织制定的组织章程、行为准则等，很好发挥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它们将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公民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在规范、调节、评价人们言行举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笔者仅以乡规民约中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例予以说明。新时代以来，全国各地为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积极促进摒弃家庭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培育家教文明新风、创新家风传承等。如，全国各省市乡镇党政部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在农村家庭的婚丧嫁娶方面，破除铺张浪费、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彼此融合，不断焕发乡村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气象。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努力抵制封建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影响，为有效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势力渗透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全国各地还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广泛开展共建美丽中国的宣传实践活动，引导每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活理念，教育广大群众在家庭生活中努力增强生活用品节约意识、垃圾分类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等，逐步养成绿色家庭文明，努力传承绿色家庭风尚。 　　当然，要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除了采取上述有效措施之外，还必须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善于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管理、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大力惩治违背中华传统美德和突破现代公民道德底线的行为。特别是对一段时期内群众反映强烈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要及时组织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逐步建立起惩戒失德行为的常态化机制，不断净化社会的道德文化环境，有效形成全社会扶正祛邪和惩恶扬善的良好风气。 　　（作者：靳凤林，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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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质量

发展普惠金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多层次普惠金融供给格局逐步确立，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持续优化。“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部署，强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遵循金融规律，积极稳妥探索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普惠金融关注的重点群体有哪些？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质量有何重要提升？　　于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提升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质量，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也是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鲜明体现。　　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群体主要有五类。一是小微经营主体，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融资需求“短、小、频、急”，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有效覆盖。二是“三农”工作者，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创业者等，多缺乏合格抵押物，面临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等挑战。三是新市民群体，主要包括在城镇常住的创业就业、随迁等人员，其信用信息相对缺乏，需加强综合金融服务。四是老年群体，对财富保值增值、医疗支付、康养服务及财产传承等存在多元需求，面临数字鸿沟等问题，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抵御能力较弱。五是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平台从业者等，其收入波动性较大，需更具适配性的保险保障和信贷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各地积极促进普惠金融服务与重点人群生产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等地区网点较少，触达实效相对受限，通过将线下合作方与线上金融服务联结，可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效率。建设银行在未设立物理网点的地区，与供销社、卫生诊所、超市等第三方合作，设立助农金融服务点“裕农通”，通过“裕农市场”打造生态场景，为周边地区客户提供存贷款、办理财等服务。截至2024年末，“裕农通”线下星级站点达16.6万个，线上平台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超2854亿元。　　二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助力小微经营主体。一般而言，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群体的可抵押资产相对有限、信用信息难以评估，若借助金融科技手段，不仅可及、普惠，可持续性也得以实现。网商银行积极研发数字化产品矩阵，创新“技术驱动+场景嵌入”服务，优化“智能风控+生态协同”，大大便利了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截至2024年末，基于供应链金融的“大雁系统”精准识别超2100万家小微企业，已吸引超58万家科创型小微企业申请，授信金额突破千亿元。　　三是因地制宜构建信用转化机制。持续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破解农村融资难和信贷投放难问题，将金融活水有效引入农村、浇灌农业、惠及农民。山东省临沂市自创建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以来，着力破除影响农村信贷投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美德信用评价向金融领域转化，创新建立“美德+积分+金融”服务模式，推出“美德信用贷”“美德积分贷”等特色贷款产品，将美德行为赋予一定分值。通过积分管理，金融机构按照积分差异进行分级授信，让积分对象享受利率优惠、额度提升等信贷支持。　　也要看到，提升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质量仍面临挑战。比如，一些民生领域在普惠让利与商业可持续间存在平衡难度、数据要素潜能尚未充分释放、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精准度与适配性有待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素养提升与权益保护亟须同步强化等。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民生领域金融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普惠金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方向，自觉担当惠民利民的责任和使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　　第一，强化政策协同与激励相容机制。综合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工具，对金融资源薄弱区域及群体给予更大力度支持，推广地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完善“政银保担”风险共担体系。　　第二，深化数据要素生态建设与科技赋能。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依法有序推动政务、公用事业、商务等各类涉企涉民数据共享应用。鼓励金融机构运用科技手段开发场景化、嵌入式金融产品。　　第三，实施产品创新与精细化管理的精准滴灌。在教育培训、医疗康养等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随借随还、灵活分期、收入挂钩型还款等信贷产品，适配灵活就业和小微经营主体的现金流特点。推动“惠民保”等城市商业医疗保险稳健发展，推广针对新市民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险、针对农户的天气指数保险等。　　第四，构建贯穿始终的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推进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着力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倡导负责任金融理念，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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